好！”张治中连忙接过来，“张少帅是党国难得的军事战略人才，他的宝贵意见我一定会好好地研究的。”从张治中一脸郑重的神情可以看的出，他对张学良确实是从心底里十分敬佩的。

　　第五军得到东北支援的大批军火自然实力大增，更加有能力与日军一战，但是属于坚决主战派的张治中的眉头仍然有一缕挥之不去的阴霾。尽管此时中日在上海爆发大战已经几乎是避不可免，但是国民党内部主和派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上将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上将都认为“国家起码还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准备才能有力量与日军一战”；何应钦屡屡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主张“尽全力在外交协商上保证中日五年和平期”；徐永昌也曾多次致函蒋介石，他认为“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终的结果基本是两败俱伤。但日本系工业大国，国力元气容易恢复，我国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万望请委员长忍辱求全，待数年积蓄力量再战不迟。”

　　南京社会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反战声音也不小，以蒋梦麟和胡适为首的一批人都主张“忍痛求和”，他们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而为之”。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他甚至建议“牺牲张学良之东北，换取东亚长期和平”。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胡适分析道：“1，日本近卫内阁可以和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亦无心开战，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蒋介石当年也是从上海起家的，多年来他的中央系全靠背后京沪财阀的大力支撑，无论公私他都极其看重上海这块堆满财富的黄金之地和军事大港。但徐永昌和胡适的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他独裁统治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整统一（除了中共苏区），其实国民党统治当局内部派系林立，各方势力和南京政府貌合神离。蒋介石极度担心，万一中日大战一开，他苦心经营多年总算在名义上统一起来的中国就彻底分崩离裂而解体了。想到这么令他毛骨悚然的结果，蒋介石那一开始要和日本决一雌雄的满腔热血也逐渐冷却了下来，在“是战是和”上开始慢慢犹豫踌躇起来。

　　张治中等主战派对这种靠妥协退让换取短暂和平的绥靖政策十分深恶痛绝。在3月31日深夜11时召开的南京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上，张治中和参谋总长程潜上将一起怒斥胡适等人为“汉奸”，张治中当着蒋介石的面厉声道：“几天前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的三万多日本侨民全部撤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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