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汉中也好,蜀地也好,还是跟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长江与汉水分别连通了蜀地与汉中,水路前往这两地,要比关中那边翻阅大山走栈道便捷太多了。
三国时期,诸葛丞相就是长期用蜀地产出的蜀锦,水路运输到江东,来交换东吴那边的粮食,以弥补蜀地粮食产出的不足。
而蜀国长期的北伐策略,也是以攻代守,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为东吴减轻战略压力。
可惜的是孙十万比较废柴,而且东吴的世兵制对于开疆拓土的势力来说又是个大毒瘤,无法改变战略上的劣势。
一直到唐代,蜀地与江南的联系才日渐紧密起来,形成了“一扬二益”的经济格局。蜀地与江南连接的关键地段“夔门”,变成了商贾云集,因为贸易而畸形繁荣的中转之地。唐王朝在此设立夔州江关衙门,专业收过往商船的商税。
刘益守前世历史上,这地方可不得了,历代朝廷在此地设长江关隘,收税收到了1917年。
可以说收税收到了手软!
有鉴于夔门到重要性,刘益守命朝廷中枢颁布政令,在巴东(奉节)设立关隘,派兵屯扎白帝城,改巴东郡为夔州,建立夔州都督府。并于此地设长江江关与巡检司,负责长江三峡水道安全。
萧衍执政非常惰怠,满地是钱都不知道捡起来,施政又无远见,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往往都是后知后觉。
如今蜀地与江南的局势,跟刘益守当初入主寿阳时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从萧纪入主蜀地后,民生安定,物产渐丰,商贾在蜀地和荆襄两地来往不禁绝,情况早已跟旧时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蜀地与江南人员来往不断,物产交易亦是颇为频繁。虽然萧纪属于将来必定要叛乱的藩王势力,但这并不妨碍刘益守先把两边收税的关隘建好。
收税嘛,一万个不多,一个也不少,有多少收多少!多多益善。
把商税收起来了,农税便可以少收一些。在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体系里,少收农税,让底层百姓富裕起来,尽量解除他们与世家大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商业便能自然而然发展起来。
商业都发展不起来,社会怎么进步?很多事情是明摆着的!
无论世家大户多么牛逼,有个跟资本社会同样的道理不能忽视:这些人社会总体消费能力极低!而且这些人又无法提高底层百姓的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运行的极大扭曲。
所谓百姓不闹事,只是社会运行的最低需求,如果以这个为最高,刘益守觉得自己现在就可以甩开膀子及时行乐了。
还有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古代农税的运输成本,往往高得惊人!而商税以货币,布匹等物为主,运输成本低,尤其是靠近水路关隘所收商税,更是如此。
国家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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