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阵”引发了巨大的混乱,结果,队列前三只军舰与后面的军舰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空隙,奥地利舰队司令官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率领他的由铁甲舰组成的先锋编队穿过这个空隙,将意大利舰队一截两段。
对于“北京—东京”舰队来说,苏窦山大海战是“遭遇战”,“战前未制定详细计划”已是事实,没法子的事儿了;但在“窝尔达”、“维拉”、“奥尔良”、“特雷维尔海军上将”四舰成功掉头之后、同敌舰队正式接触之前,好歹有了一个“线列作战”的计划出来——
既如此,你他娘的就不要再改了!
不然,这个仗,还咋打?
“窝尔达号”的舰桥似乎遭到了袭击,但是,即便舰队司令官挂掉了,也不是放弃战斗、落荒而逃的理由啊!
海军、海战,那都是有规矩的:
对于一支舰队来说,司令官挂掉了副司令官上,副司令官挂掉了旗舰舰长上——
对于一只军舰来说,舰长挂掉了副舰长或大副上,副舰长或大副挂掉了航海长上——
你妹的,慌个锤子啊!
而且,海战中,舰队司令官挂掉了,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呃——
这一层,布老先生还真没有说错。
这个时代,舰队司令官本就是风险最高的一个职业——这个“最高”,甚至不用加“之一”的后缀。
从概率上来说,海战中,舰队司令官承担的风险,较其任何一个下属都要高。
古往今来,陆战很少发生这种情形:获胜乃至完胜的一方,最高指挥官却阵亡了;然而,海战中,这种情形却是屡见不鲜。
譬如,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及的、确立英国海上霸权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舰队司令官、英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海军将领纳尔逊即于是役阵亡。
又譬如,更早一些,万历朝鲜之役,露梁海战,中国海军的前敌指挥官邓子龙、朝鲜海军的前敌指挥官李舜臣,皆殁于是役。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究其竟,是最高指挥官在陆战、海战中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
陆战中,最高指挥官就算亲临前线,指挥所也一定设在整个阵地的后方,尽可能减少被敌军远程火力以及流弹击中的风险;不论最高指挥官本人如何英勇无畏,也不可能同那些“排队枪毙”的普通士兵冒同样程度的风险。
可是,海战中,舰队司令官和普通水兵同处一舰,根本没有“前方、后方”之别;而且,舰队司令官身处的舰桥以及同舰桥相连的舵房,又是主甲板的诸“上层建筑”中,敌舰火力首选之目标,因此,最高指挥官身负之风险,其实较普通水兵更大。
可以说,“视死如归”是对舰队司令官的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犹疑,本舰队的失败,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譬如,前文提及的利萨海战,意大利舰队司令官佩尔萨诺海军上将之所以将旗舰由“意大利”号易为“铅锤”号,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觉得,处于战斗队形之外的“铅锤”号,要更“安全”一些。
结果呢?大家都晓得的了。
还有,这个时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舰队指挥官的风险系数,正正处在整个海战史的峰值上——比露梁海战时期更高,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时期更高,也比其后的大东沟海战时期更高。
何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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