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合适不过的对象了——他的腰牌,较为容易窃取;而失窃之后,又没那么容易在短时内发觉腰牌不见了。”
再一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哪一天下手,可以早早计划。”
“就是说——奎光是早就被凶犯盯上了。”
“是!”
“嗯,如此说来,对于博罗内的质疑,就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了。”
博罗内曾如此质问钱鼎铭:
“腰牌若确实为凶犯所窃,只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不可能更早了——只有在晚上,腰牌的主人在人前‘大醉’,凶犯才有偷取腰牌的机会,并且,才有一直到今天早上、腰牌的主人都无察觉腰牌失窃的可能——”
“可是,凶犯和南堂今天凌晨的夜半之约,是前两天就定下来了的,凶犯怎么敢确保,昨天晚上——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一定可以偷取腰牌成功?又怎么敢确保,失窃之后、天亮之前,腰牌的主人一定不会发觉腰牌失窃?”
“若不能成功窃取腰牌——又或者,虽然成功了,却在凌晨一点半之前,腰牌的主人便发觉腰牌失窃了,那么,行凶之时,岂非就不能栽赃嫁祸了?如是,凶犯该怎么办?改约吗?”
当时,钱鼎铭无法正面反驳,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现在,可以掉头打将回去啦。
*
第二天一早,外务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通报案情。
对于各国驻华公使馆来说——不包括已经“下旗”的法国驻华公使馆,收到“南堂”案发的消息之后,总要先做一个基本的了解,有的还可能需要先向国内请示,确定本国对此案的基本进止,之后,才会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或“表达严重关切”。
也就是说,这个“关切”也好,“严重关切”也好,最快也就得案发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之内才能够提了出来。
亦即是说,当外务部将“案情通报”怼了过来的时候,法国之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来得及向中国政府就“南堂”一案“表达关切”或“表达严重关切”呢。
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令人叹为观止,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对之印象异常深刻,以致北京的外交界出现了一个“中国速度”的说法,并不胫而出国门,不久之后,成为各国外交人员对中国政府——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的一个“共识”。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外务部这份以“中国速度”炮制出炉的照会,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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