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到关东与关西两派的权力之争。
自古以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关东士族集团为了防范关西豪族，在凉州乃至整个关西地区的官员任职指派上面犯下了巨大的防范性失误。
因为西北豪族尚武，所以关东派一直对这个群体异常防范。
（烈士武臣，多出凉州，西北豪勇，实过诸州。）
整个关西推荐上来的茂才和孝廉因此基本上都没有回到西部任职，而是大量的被调到了东北去做边官抵御鲜卑，或者去关东找个地儿安排了，而在关西当官的全是关东士族。
但关东士族们分配时，却可以南阳的人放到颍川，颍川的关系户放在汝南。
举个例子，南阳阴氏。
娶妻当娶阴丽华！
阴氏出了两位皇后，在东汉是名门望族，也是个著名的外戚家族。
南阳阴氏有一人名为阴修，他担任颍川太守时期任用了众多颍川名士，如张仲、钟繇、荀彧、荀攸、郭图等人，这些人也都愿意响应阴修的任命，而不是采取装病这种策略。
而阴瑜迎娶了荀爽之女。
这里面猫腻，不可言。
最终结果就是，在东汉的帝国官场演化上，关东由于官员数量和州郡密集的优势与垄断，渐渐演化成了士族集团，关西仍然是各地孤岛的豪族社会。
这用在防范西北“金气悍猛”上确实是制度上的妙招，但在羌人内附的大背景下，其实变成了一味制度毒药。
隗嚣在陇西时，跟上百个羌人关系处的非常棒；扶风马氏马援在初期扫平叛乱后入驻陇西六年，当地歌舞升平。
但只要换了关东的官员主政凉州，凉州的大小叛乱就层出不穷。
很多民族性的问题，非本地人往往是无法体察到其中的病症关节；非本地人也更是根本不会在乎你当地人的生态和长久利益的。
实际上连绵不绝的羌乱，根源在于在防范西北豪族做大的前提上，大量的外地人主政西北官场导致了整个关西地区终东汉一朝也并没有打造出“正循环”的长官与地方互惠模式。
羌人在这个局面下，最终变成了高层博弈下的惨痛买单者。
凉州，不能丢！
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
大汉的祖陵都在三辅，刘宏再昏庸，也不可能让列祖列宗戍边去。
可这次凉州之乱，不是简单的黄巾，而是凶悍的当地人。
正如谏议大夫刘陶所言：“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每问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忍，四体惊悚。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颎时吏，晓习战陈，识知山川，变诈万端.”
他们熟习战争，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变诈多端。
这不是流民，而是军队！
凉州豪强带着军队，以羌人为先锋，反了！
皇帝也知道，可是黄巾刚平下去没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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