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不经商外,他们哪一位老爷手下不是有若干产业?
当然,他作为前后两任两广总督的席幕僚,在这广州城里是土生土长之人,也是有一点点产业,不过那是不值一提的……
大明成化、弘治以后,由于商品活动的活跃,在流通和销售中产生的高额商业利润,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都参与到经商营利的洪流中去。
明初,国家曾有令禁止宗室、勋旧经商货殖。
但到大明中叶以后,宗室“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如楚王府所在地,通衢绸帛店“俱系宗室”所有;宦官则帮助皇室经营珠宝、绸缎、古玩等物,其店贵称“皇店”,甚至连正德皇帝也亲自开设酒馆--当然其中玩的成分居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开设商业店铺的吸引力;辅高官如严嵩家里开设店号,徐阶“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这是上层。
在中下层,不少庶民地主离乡进城经营买卖;种田赋重,许多农民也改做商贩或小本经营小摊铺;军人则离岗开店设肆当了业主,自由职业者如和尚也开设“酱食店”、道士创办“线米铺”……这类情形虽前代亦有其例,但都不如明中叶以后那样普遍和有那样多人的投入。
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如四民、义利、贾道、治生观等生根本性变化,原来不齿言利、不屑商贾的士大夫,当然包括其家庭成员,也进入经商队伍,晚明社会“弃儒服贾”、“弃文从商”已蔚然成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挣到了钱,你就是好样的,就会受人尊敬……
在明中叶士大夫的文字记载中,汉唐集团查到过大量关于“弃儒就贾”的实例。
历史有时候总是惊人的相似……
广东地方,向以物产富庶、儒业昌盛、民风淳厚而著称,而到正德、嘉靖年间,成百上千的士人开店设铺。
广东的一些儒生,在经历了“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又恰遇荒年)……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的生活后,不免悟出“那秀才是个吃不饱,着不热的东西”之理,因而也不再掩饰追求实利的心态,改为经营生意,甚至甘当店铺从业者,操持簿册账目、执任会计掌事,以解决生计。
那位席幕僚,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既有国子监生的资格,而且能诗善画也确有相当的文化造诣,又热衷于社会交往和交游,而支撑这种种文化活动的,正是商业。如果光靠他做幕僚这些收入只能糊口了……他与族弟在家乡广州城里开设了“宝铺”或经营借贷,或出售字墨书籍、古玩器物,等等。
这样,他的幕僚身份就与这商业展形成了互动关系,相得益彰了。
当然,他所经营的产业真是都是小小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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