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大臣,需要经常在天津处理洋务和外交事宜,因此常驻天津,在三岔河口附近的三口通商衙门办公。
因为洋务繁忙,清廷制定了直隶总督在保定、天津两地办公的制度,直隶总督大部分时间在天津办公,冬天封冻后才回保定。
就这样,直隶总督的总督府仍在保定,到天津的办公场所被称为总督行台。
到袁世凯时候,他身上的职衔太多了,天津、保定、北京都有他的办公衙门,1905年10月初,老袁来到天津的总督行台衙门,倒不是办公,而是为了避嫌疑。
他离京几天后,英国公使萨道义、法国公使谢尔利,便分别代表自己国家政府,向大清外务大臣、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事务的关切。
他们希望满清政府能够考虑中国人民的呼声,做出顺应时代发展的举措,结束封建专制,将权力交给袁世凯,以期建立民主之中华。
两国政府做这样表态的时候,作为大清的‘忠臣’,袁世凯留在京师,就不妥当了,他必须当作不知道此事,不然,岂非要马上进宫谢罪?
所以,提前几天来到了天津。
局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忠义军占据山海关,就是为了进攻京师,一旦东北的内政理顺完毕,忠义军就会动手。
而双方第一次谈判的情况并不乐观,忠义军要求军权,即北洋军也要交给林重指挥,以此为条件,支持袁世凯担任总统。
这对于北洋来说,是绝不可能接受的,没有军队的总统,焉能坐的安稳?
既然这样,双方早晚兵戎相见,现在,袁世凯有五镇军队,其中第二镇是新建的,虽然枪械到位,但刚刚开始训练,战斗力肯定还不行。
战车即将生产,也还没有,而忠义军悍匪却兵强马壮,真要动起手来,北洋军不一定是对手。
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势均力敌,袁世凯也不希望用自己的部队去拼,真要拼尽了实力,赢了也是输了。
既然如此,他就需要湖广、安徽等地的新军北上,来阻挡忠义军,而这就需要权力,所以才有了英法公使逼宫朝廷的事情发生。
对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来说,局势都是明朗的,英法支持的北洋军,与得到美德支持的忠义军有一场战争,胜利者将主宰这个国家。
至于清廷,已经没有任何实力左右局势、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即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要洋人不力挺他们,只要袁世凯背叛,他们就一无所有,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按照英国公使萨道义的看法,袁世凯只需要一场兵变,就可以掌握政权,因为兵变后,英法等国会迅速承认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为他背书,南方各省势必也会支持他。
但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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