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讲案,案上各放了一本《贞观政要》,是朱翊钧刚刚命张诚送过来的书,
“先生,魏徵为人好不好?”
申时行于讲案后倾身道,
“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乃一时之贤臣也。”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朕却以为,魏徵先事李密,后事建成,建成为唐太宗所杀,又事太宗,这等忘君事仇的人,不见得好。”
申时行敛眉道,
“皇上以人臣大义责备魏徵,果是大节亏玷,但其事太宗,却能尽忠。”
“当初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后来佐汤伐夏,成了大功业,就是商之元圣。”
“管仲初事公子纠,齐桓公杀子纠,管仲又事桓公,一匡天下,孔子遂称其仁。”
“唐太宗初定天下,延揽英贤,但能忠于所事,即加信用。”
“自古创业之君如此者甚多,即如我太祖高皇帝开创之时,元朝旧臣未尝不用,如刘基、陶安、詹同輩,都是元臣。”
“魏徵谏太宗,如‘十思’、‘十渐’等疏,皆是忠言谠论。”
“圣人云,‘不以人废言’,如《政要》所载魏徵之言,亦可备皇上采择。”
朱翊钧淡淡道,
“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也不见得好。”
申时行忙附和道,
“唐太宗于伦理上果有亏欠,闺门亦多惭德,独有纳谏一节,为帝王盛美,所以称为贤君。”
“皇上以家法不正贵之,诚为确论,家法第一要紧,如我太祖家法,贴之圣子神孙,万世无敝,真是度越千古,此皇上所当谨守遵奉者。”
“若论前古帝王,惟尧、舜、禹、汤、文、武是圣人,毫无可议。”
“愿皇上以二帝三王为法,区区唐太宗,委不足言。”
朱翊钧笑笑,道,
“依朕看,《贞观政要》不讲罢,朕曾看《礼记》,着以《礼记》进讲。”
申时行回道,
“古称为国以礼,《礼记》中多有格言,进讲甚好。”
“但宋儒曾说,人主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
“史鉴亦不可不讲,臣记得孝宗皇帝在时,曾命阁臣纂辑《通鉴》一部,名为《通鉴纂要》,此书原备经筵进讲。”
“若将《通鉴纂要》与《礼记》间讲,可以知古今成败得失,为修省鉴戒之助。”
“又宋儒真德秀有《大学衍义》一书,世宗尝命儒臣进讲,候《尚书》讲完,再讲《大学衍义》,则经史格言皆在其中。”
申时行侃侃而谈,仿佛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日讲该用甚么教材好。
朱翊钧是相当佩服申时行的,自己明明是在讲不愿臣下多言进谏,给申时行两三句话一转圜,忽然就变成要皇帝效法二帝三王了。
“臣之事君,犹子事父,父不幸有难,为人子的岂得背父而逃?”
朱翊钧重复强调道,
“为臣的忘君事仇,大节坏了,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魏徵不是好人,《政要》不必讲,今后只讲《礼记》。”
申时行应道,
“皇上天纵聪明,日新学问,其于剖析义理,权衡人物,是非贤否,卓有定评,非臣愚昧所及。”
朱翊钧笑道,
“自古论人,于三代之上不可不严,于三代之下不得不恕。”
“而唐虞三代之德,《尚书》备载,唐虞三代之事,至于《礼记》。”
“得失善恶,无如五伦之重,五伦失一,则不得为人。”
申时行复应道,
“纲常伦理,乃自古帝王所以立国,臣子所以立身,不可一日而不明,圣训昭然若揭,臣不胜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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